摘 要：大型革命史料丛书《星火燎原》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事迹，承载着我党我军的基因血脉，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其文化内涵与外延价值，值得探究。

　　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来把握，前者描述它“是什么”，后者界定它“有什么”。

　　大型革命史料丛书《星火燎原》的出版工作，始于1956 年 7 月批准发起的“中国人民三十年”征文活动。收入全集的1705篇文章，以亲历者的视角，展示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堪称回忆录之最。作者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在新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这部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革命回忆录，被郭沫若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其文化内涵与外延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探究。

　　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被称为经典。而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独特的文艺现象，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红色经典是一种苦难书写，这种苦难，以克己之私、投身大义、以国为家、躬行不辍为价值主体，其价值元素不单纯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文化意义，兼具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因此，红色经典并非一般的历史叙事文本，而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记忆。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进行精神层面的思考—物欲横流，精神世界是否同样充盈？急功近利，内心深处是否平静安宁？平步青云，是否模糊了信仰与初心？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巨大的盈亏反差之下，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有别于现代商业文化的文化形态，其注重精神价值、关照人文情怀的价值属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使其成为当前文化语境中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任何一部被誉为经典的作品，都须满足被大众认可的硬性条件。就红色经典而言，它既要有时空上的超越性，又要有深远的影响力，同时，还要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展示鲜明的时代精神。迄今为止，《星火燎原》是新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红色经典代表作，60多年来，影响着几代中国人。《星火燎原》之所以能不断流传、常读常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因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朱德的扁担》《杨靖宇同志在重围中》《巧渡金沙江》《红色娘子军》《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作品无不证明：中国人，虽然缺吃少穿，尽管缺医少药，但不缺信仰，不缺理想，不缺追求。崇高的信仰，让“小人物”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舍身取义；革命的精神，催生惊天动地的壮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星火燎原》堪称红色经典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其作者均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重大事件的见证者，这也就形成了独特的白描式的艺术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本真。比如撰写《强渡大渡河》一文时写道：“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虎彪彪”一词，让渡河勇士们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似乎再也找不到比“虎彪彪”更恰当也更生动的词语。而同样描写渡河，孙继先在《大渡河之战》一文中写道：“当晚八九点钟，我们翻过了这座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那就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渡河。站在山腰上向前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雨雾，可以看见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这样的描述，交织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前路未卜的悲壮，让人读了心中一颤。在《星火燎原》中，这样的记述俯拾皆是，鲜活而生动的细节、真实而细腻的情感、厚重而浓烈的个性色彩，自然而质朴地散发着直抵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正如巴金所言：“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又如茅盾对《星火燎原》的评价：“是历史，又是文学。”

　　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前夕，《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线上线下同步出版发行。

　　此次再版工作，离不开习主席对《星火燎原》的关心。2018年11月，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习主席在《星火燎原》的展柜前驻足，称赞《星火燎原》是一套好书，强调要做好红色经典的出版工作。习主席不仅喜欢读《星火燎原》，而且与《星火燎原》的老编辑王愿坚同志有着亲密的友谊。2018年7月9日，《报》刊登了王愿坚夫人翁亚尼的文章《习主席送我两本书》，文中回忆了王愿坚与习主席的交往—1982年，习主席去河北正定县工作前夕，王愿坚为他送行，并给习主席讲了一些革命传统故事，很多是王愿坚当年编写《星火燎原》时采访老红军、老八路的素材。2018年11月，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的出版工作正式启动。梳理《星火燎原》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的出版工作，可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56年7月，经批准，原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发起了“中国人民三十年”征文活动，广泛征集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斗争的不朽业绩和珍贵史料。征文活动盛况空前，周恩来、、等亲自阅改征文稿件，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亲自组织征文工作。9位元帅、8位大将、44位上将、91位中将、295位少将，84位省部级以上领导，数万名官兵、复转军人和地方党政干部踊跃撰稿。应征稿件共30000余篇，其中送到北京全军征文办公室11610篇。总政治部为此专门成立了编辑部整理编辑稿件。

　　1959年，主席为丛书题写书名，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为图书题写的书名。从此，丛书各卷统称为《星火燎原》。

　　1963年，《星火燎原》编出10卷，出版8卷，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有36篇文章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文，总发行量达710万册，被郭沫若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

　　1975年，编辑部负责人黄涛主动提出把剩下的两卷《星火燎原》编完，出版一套完整的《星火燎原》。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前夕，新修订的《星火燎原》第1卷重新出版。

　　1982年，《星火燎原》出齐10卷，收入文章635篇，360万字。为丛书题词“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2007年，在建军80周年之际，以《星火燎原·未刊稿》形式选编出版了10卷，共收入685篇稿件，与1982年《星火燎原》丛书10卷相互衔接补充，形成完整体系。

　　2009年，在《星火燎原》丛书和《星火燎原·未刊稿》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星火燎原全集》20卷，不仅收入了之前被删除的75篇文稿，又从征文中选出了340篇从未发表过的珍贵文稿。全集1066万字，文章1705篇，作者1338人。至此，“中国人民三十年”征文活动文稿工作全部结束，编辑出版《星火燎原》的光荣任务画上了句号。同年，为满足读者不同需求，出版了《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和《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

　　2011年至2015年，以全集为基础，以党史军史为遵循，于2011年出版了首批《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目的是通过新的创作编排向广大青年官兵和社会青少年展示党和军队的辉煌战斗历程。于2015年出齐100集《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其中，土地革命战争卷43集、抗日战争卷32集、解放战争卷25集，堪称一部具有很强权威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通俗军史读物。

　　2018年11月，《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的出版工作正式启动。我们的目标是—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此次再版，从2009年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的1705篇文章中，精选出100篇，以习强军思想为牵引，按照铁心向党、信念如磐、骁勇善战、创新制胜、作风优良、鱼水情深6个方面，为红色经典作了新时代的解读，为方便读者研读，每篇文章都由党史军史专家撰写了 300 字左右的导读，对文章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以及时代价值进行概要介绍；通过军事人力资源中心和国防动员系统，核实补充了新中国成立后任职经历不详的部分作者信息，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历史遗迹等图片。

　　考虑到新时代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阅读需求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多媒体阅读成为重要选择，《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借助新媒体技术，配套制作了 6 种融媒产品—倾听原文旨在声情并茂，实现精彩有声阅读；微视频旨在挖掘史实细节，呈现多彩影像故事；动态沙画旨在挥沙创作表演，闪现时尚艺术神韵；动态漫画旨在塑造红色卡通，体现现代动漫形态；H5旨在勾勒革命奋斗历程，展现掌上沧桑画卷；AR旨在设置主动参与环节，再现战争经典互动—依托新闻传播中心这艘融媒“旗舰”，《星火燎原》精选本以融媒方阵的形式全新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通过扫描二维码，便可让红色经典“动起来”“活起来”，实现了线上阅读与线下阅读、纸质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这是精选本与过去版本的最大不同，也是融合出版的一次创新实践。《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不仅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还被基层官兵赞为“思想政治工作神助攻”，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一度洛阳纸贵，一书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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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年来，《星火燎原》的编辑队伍汇聚了我军一批知名的作家和优秀编辑，黄涛、丁芒、陈汉民、王愿坚、张麟、王梦岩、黎汝清、胡可言、古灵、杨向欣、何念选、卜鳌海等等。可以说，《星火燎原》已经成为一个凝聚着几代军事出版人心血和梦想的品牌。为保障这个品牌经久不衰，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无形IP价值，编辑的品牌意识和素质修养被提上日程，成为重中之重。

　　在编辑《星火燎原·未刊稿》的过程中，“老编辑”就遇到了“新问题”。《星火燎原》属于自述性的、带有文学性的史料，它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作者在革命战争中的传奇经历，这就要求它要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要叙事亲切、生动，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而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首长又要如同史料一样严谨，不能有误。作者一个接一个出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述风格。在编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章的层次感，修改和添加内容时必须保持原有的文气和节奏。《杀出重围》一文，开篇就从部队陷入梵净山重围开始写，部队怎么也突不出来，不断有人员伤亡，突围、失败、再突围、再失败。原来的审稿意见，对此文评价不高，认为它“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战斗”“一再写挫败”“作者表达的情绪很灰”。但这篇文章中有许多让人读了唏嘘感佩的细节，比如作者写道，在突围中，不断要将重伤员留下，不然主力就突不出去，而这里不是老根据地，没有群众肯收留伤员，留下的伤员只有死。三连的连长，胳膊齐根被打断了，为了跟着部队走，不给部队增加负担，并想证明自己伤得不重，还能走，自己挥刀断臂，跟着部队又突了一个星期，其间碰上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部队眼看顶不住了，他站出来组织战士呐喊冲锋，用气势压倒了敌人，带部队突了出去，但由于没有药品和医务人员，三连长伤口恶化，终于牺牲……查阅了大量资料后，编辑认定这是二、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在湘贵黔边来往奔袭，牵制敌军战略行动中的一次突围。因此，编辑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介绍，这个介绍使文章里的所有行动，不管是奔袭、挫败还是突围，都变得清晰和有意义起来。而加这个介绍，并非简单地罗列“某年某月某地”，而是必须彻底理解原文，把握它原有的语境和风格，然后按照它的风格和节奏不着痕迹地将介绍巧妙糅合。

　　《星火燎原》里还有许多描写，由于受到作者的文化水准的限制，会不同于我们习用的表达，却往往能收到独特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有一位作者形容过草地时看到夕阳西下的情景：“这时，太阳已经落草了。”校对的同志好意将“落草了”改为“落山了”。这完全是个想当然的改法，因为，在草地行军，根本看不到山，极目远望除了草还是草，因此，作者朴实地写出了当时看到的情景“落草了”，像这种词就不应该改。还有一位作者，写到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幸存的4个人在山里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想了半天想不出法子来，4个人“八目相对”。校对的同志把“八目相对”改成了“面面相觑”。改成“面面相觑”肯定是更准确的，但殊不知恰恰是改了不如不改，道理和前一个例子是一样的。作者之所以不用“面面相觑”，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文化水平，不会用，他也没有用常用的“四目相对”，是因为你都可以想象，作者肯定死心眼儿地计算了一下，既然是4个人，4乘以2，可不就是“八目”嘛。这是多么朴实的计算和表达啊！常常，朴实才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境界。

　　一代又一代的《星火燎原》的编辑，遇到的问题也是与时俱进的。如果说前辈编辑主盯文字，那么，《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的编辑则要强势跨行。2018年11月，项目组组建；2019年9月，项目组交卷。打仗般的10个月，编辑们需要对接地方公司、捋清招标程序、提出靠谱而具体的方案、避免可能出现的纰漏，硬是把曾经只和文字打交道的自己修炼成了编剧、导演、艺术指导和项目经理。而要做好一系列融媒产品的审核验收工作，编辑们还须做到不折不扣、不依不饶—左路军怎么读成了右路军？冀中平原的民房怎么能画成坡顶的？这个时期的军旗和军帽是这种款式吗？天寒地冻，衣袖怎么还卷起来了？衣食住行、战备军情，要求高、催得急、审得细—这是编辑们审核验收融媒产品的硬核标准。出版工作无小事，能及时探雷排雷，也是军事出版人的必备素质。

　　传承星火，鞠躬尽瘁，“前浪”不计功名；接力燎原，一脉相承，“后浪”不忘初心。不计功名、不忘初心，这是本分，也是本色。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星火燎原》编辑和“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革命先辈一样，心中装着的是一代代人的初心，肩上背负的是一代代革命军人的强军使命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