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观念里，生活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所以，经常听到一些人抱怨生活、埋怨生活，应付生活、消极生活，甚至不想生活。实际上，生活是很具体的。比如，做一顿饭，是简单地应付了事，还是认认真真地当一回事来做，这就是很具体的事。在这件具体的事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应付了事，自然无法从中获得做饭的快乐，吃起来也不会有啥特别的味道，而认认真真地做一顿饭，不管做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但至少这个过程是用了心，吃起来的滋味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大概，好些人觉得做饭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要做的大事还有很多，这算个什么事！将生与活，都不当一回事的时候，那什么才算是一回事儿呢？难道要像玩具机器人那样，整天就叫嚷着一句话：我们是来拯救地球的。

　　读汪曾祺的散文，可以从中看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一个用心生活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的人才，在各行各业都有所建树。在这些人中，恐怕只有汪曾祺对昆明的日常生活有着丰富且深刻的记忆，吃的、喝的、玩的，天上的、地上的，花花草草、虫鱼鸟兽……他都全部收存在了记忆之中。看看他写的“昆明忆旧”系列散文，吃的如《昆明菜》《昆明的果品》，喝的如《泡茶馆》，玩的如《翠湖心影》《观音寺》，天上的如《昆明的雨》，地上的如《昆明的花》。除此之外，他还写过与昆明有关的不少文章，也是谈吃的、谈花草的，如《昆明食菌》《昆明的吃食》《米线和饵块》《云南茶花》等，这些文章大多与吃有关，汪曾祺简直就是个“吃货”。不过，他吃出了文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吃食与文学（三题）》。实际上，汪曾祺写吃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像《手把羊肉》《四方食事》《菌小谱》《萝卜》《蚕豆》《豆腐》《肉食者不鄙》《家常酒菜》《清汤挂面》等，还主持过《中国烹饪》专栏，出版、编辑或者写序《旅食集》《吃的自由》《旅食与文化》《学人谈吃》等饮食文化书籍，简直就是美食文化学者。当然，汪曾祺不只是纸上谈兵，他喜欢研究并亲自下厨做菜，而且颇有心得。

　　王干在《“还债”汪曾祺》一文中写道：“1988年，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周末也常到汪先生家里去蹭饭，当然更愿意的是和他闲聊，这种闲聊，有时候比读书听课更容易获取营养，因而我在汪家蹭饭，获取的是双重营养。当然，汪先生是美食家，厨艺也是了得，一般人能够吃到他的一顿菜肴，就可以炫耀了，而我被汪家称为‘吃老头儿做饭最多’的客人，自然是很幸运也是很自豪的事情。”可见，汪曾祺的厨艺，确实是了不起的。

　　“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儿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蕻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是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汪曾祺就是这样的生活的态度，买菜、做菜，这么一件日常生活的琐事，都那么认真，那么浪漫。在他看来，做菜都是实践的结果，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多尝试。“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他这哪是在做菜啊？简直就是在搞创作。实际上，在《苦瓜是瓜吗？》这篇文章中，汪曾祺把苦瓜和文学创作扯上了关系，由苦瓜想到了文学创作上的三个问题。

　　在丰富多彩的民间吃食里，各种食材，各种做法、味道，都是有的，各有各的滋味。汪曾祺说：“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吃遍人间百味之后，每一种味道都成了生活的组成部分，你还会在意哪样东西苦了点、哪样东西辣了点？

　　大概，汪曾祺从吃里面，也悟出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吧！他写的那些与吃有关的文章，或长或短，写得津津有味，让人眼馋、嘴馋，直流口水，肚子里“咕咕”乱叫。在这些文字里，分明就看到了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儿，提着菜筐从菜市场回到家，系上围裙，走进厨房，洗菜、切菜、备料、点火，手拿勺铲，细观火候，三番五次，尝试各种菜的各种做法，品尝各种菜的各种味道，全身心地投入到百味人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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